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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吏治几点思辩及本书背景的说明（第4页）

开元天宝时期一大批财政和事务性人才陆续受到重用，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为具有标志性，以至于有开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

其后的财政型官员杨慎矜、韦坚、王鉷、杨国忠等，也都被认为是踵其迹而出。

恰好开元政坛又有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人群体异常活跃，两类身份之人在政坛当中难免会产生利益的碰撞与权力的摩擦。

但引起他们产生矛盾与斗争的深层和根本原因，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学与吏治。

这些所谓的吏治人才当中，除了宇文融、裴耀卿他们的改革和所推动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触及到社会根本问题，对国力与社会有着整体性的推动与改善之外。

其他的有一个算一个，路都越走越歪，多以盘剥为能，只会贿上求宠，他们根本不配跟宇文融、裴耀卿混为一谈。

把这些人引入吏治概念之下，去讨论文学与吏治之争，既是对文学的侮辱，也是对吏治的侮辱！

再来说文学，这派观点认为太平盛世中君主好大喜功，往往要粉饰文治。

这无疑也是非常狭隘的，将文治当作君主个人出于功业欲望而推动的事业，完全没有提及文治对社会整体带来的改善以及对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情况，何谓盛唐？盛唐这个概念首先是用来描述唐代的诗歌文学等各种文化的丰硕成果，而后才渐渐兼具了史学概念。

在隋唐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前，是持续几百年的南北朝大乱世，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文治。

所谓的经史义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广泛的传播，普通民众也很难顺利接触到文化。

当然在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获取文化也并非一个迫切的问题。

但是随着隋唐帝国完成统一，文化的正本溯源、汇总整合以及广泛传播，也是政权中枢不可回避的责任。

而在这当中，盛唐开元时期以集贤学士为代表的修书活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时期，不只在唐代，在整个古代史当中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真正的让士族家事成为普世之学。

张说长期担任集贤学士首领，本身又文化素养极高，在当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文学与吏治之争这种观点却把张说及其行为解构为招揽词学之士、进行朋党之争，对于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内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较于古人所推崇礼法之类旧说，后人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给一个群体、一个政权所带来的改变与影响感受无疑要更加的深刻与直接。

后世因为意识形态被解构、崩析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几乎没有停息过。

所以对于开元文学，也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开元文治是一个集体共同努力所达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这些中央文人，诸如李白、孟浩然这些在野之士同样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逊于体制中人的贡献。

张说所作出的贡献或许并非无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说、王说，但无论谁说，只要引导并推动了开元文治的辉煌，无疑都是值得褒扬的。

吏治有良吏、恶吏之分，文学同样也有机敏通达之变、泥古不化之徒。

任何时候都有夸夸其谈、滥竽充数之流，但是让他们如此丑陋的，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吏治，这二者之间更谈不上有什么先天的矛盾。

所以文学与吏治只是一种非常浅显的身份特征抓取与表述，既不足以解释开元时期的中枢政斗本质，对于中枢斗争给当时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更是涉及颇少，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表述方式。

其实如果这种斗争内容确实存在的话，大家都可以用普通人的朴素想法代入唐玄宗的视角：我都要，犯法的？谁规定的？

越是中枢高层的权力斗争，帝王的意志便体现的越明显。

不要说唐玄宗这种强势帝王，哪怕中晚唐太监和神策军想搞事，都得先去十六王宅挑个李家小猪崽儿捏在手里，或许这一时期的皇权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意志体现，但你不能不在！

在皇帝这个权斗最核心最关键的人物脑海里，恐怕不会有什么文学与吏治的概念存在。

同理，如果我们想要系统、全面的了解开元时期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演变，也不该局限在这种视角里，用文学或吏治这比较模糊的概念去解构、总结盛唐时期错综复杂的人事。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己之见、读书随想，凭我的阅历和积累也不足以进行什么严肃的学术探讨。

今天跟大家稍作分享，也只是针对正在写的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进行一个阐述和说明，便于大家对剧情事件和人物行为进行理解，所以一些观点也只适用于本书。

一番列数下来，涉及到的人事信息不少，大家一时间可能不好完全消化，这也没关系，只是时代背景的一个交代，之后的正文剧情里面还会进行一些细致描写。

如果大家在阅读中有什么疑惑，也可以转回来再翻看一下。

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求能给一个追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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