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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 新星导演计划 第四部作品聚焦乡村教育（第1页）

贵阳龙洞堡机场的出口处，赵伟攥着一份皱巴巴的剧本，目光紧紧盯着人群中的林晚星。这位刚加入“新星导演计划”半年的新人导演，手里的《大山里的课堂》初稿，承载着他埋藏了三年的心愿——讲述那些“被大山挡住视线，却用艺术寻找光”的乡村孩子的故事。

“晚星总，这剧本里的每个角色，都有真实原型。”赵伟递过剧本时，声音带着一丝紧张，也藏着难掩的激动，“去年我跟着‘晚星艺术基金’去贵州支教，看到一个叫小花的女孩，用捡来的彩铅在作业本上画山外的世界，那一刻我就想，一定要把她们的故事拍出来。”

林晚星接过剧本，指尖触到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有些地方画着乡村学校的草图，有些地方标注着“此处需加入苗族刺绣元素”，还有些地方写着“参考基金支教日志第页”。“好的故事，从来不是凭空编造的。”她翻到描写“支教老师教孩子唱山歌”的段落，抬头对赵伟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拍一部‘卖惨’的纪录片，而是用艺术的温度，展现乡村孩子的渴望与坚守。”

这场在机场的简短对话，拉开了《大山里的课堂》筹备的序幕。作为“新星导演计划”扶持的第四部作品，这部聚焦乡村教育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带着“真实”与“公益”的双重基因——它改编自“晚星艺术基金”的支教实践，由新人导演执导，邀请乡村孩子客串，甚至将部分票房收入反哺公益，成为晚星娱乐“内容+公益”生态的又一典范。

《大山里的课堂》的诞生，源于“晚星艺术基金”一本泛黄的支教日志。这本由基金志愿者记录的日志，详细记载了贵州黔东南地区乡村学校的教育现状——孩子们对画笔的渴望、支教老师的困境、民族文化与现代教育的碰撞，这些真实的细节，成为赵伟创作的核心素材。

“基金的支教日志里，有个叫‘石头’的男孩，让我印象特别深。”赵伟在剧本研讨会上说，“他天生口吃，不敢说话，却能用苗族芦笙吹出特别动人的旋律。志愿者现后，教他用芦笙‘说话’，后来他在县里的艺术节上，用芦笙演奏了《映山红》，台下的家长都哭了。”

这个故事，成为电影中男主角“阿笙”的原型。赵伟在剧本里，设计了“阿笙用芦笙改编流行歌曲，吸引城里志愿者注意”的情节——阿笙每天放学后，都会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吹芦笙，他把听到的汽车鸣笛声、鸟鸣声都融入旋律里，有一天，支教老师林岚（原型为基金志愿者）路过，被这独特的声音吸引，从此现了他的音乐天赋。

日志里还有“孩子们凑钱买画笔”的细节，也被赵伟写进剧本：女主角“小花”（原型为赵伟遇到的彩铅女孩）想要一套水彩笔，却舍不得向家里要钱，于是和同学一起，捡塑料瓶卖钱，攒了三个月，终于买到一套二手画笔。她把每支画笔都用布条缠好，小心翼翼地装在铁盒子里，每天只敢用一次，怕很快用完。“这个细节不用刻意煽情，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孩子对艺术的珍视。”林晚星在打磨剧本时，特意保留了“缠布条”“铁盒子”的描写，“真实的细节，比夸张的剧情更有力量。”

林晚星从筹备初期就明确，《大山里的课堂》不是一部“独立的电影”，而是“晚星艺术基金公益实践的延伸”。她要求团队在剧本中融入基金的核心项目，比如“艺术教室建设”“非遗传承人进校园”“乡村孩子城市研学”，让观众在看电影的同时，了解公益的真实价值。

“电影里有个‘非遗进校园’的情节，原型就是基金和贵州苗族刺绣传承人合作的项目。”基金项目总监李敏说，“我们邀请传承人到乡村学校教孩子刺绣，孩子们把苗族图案绣在书包上、衣服上，后来这些作品还在上海举办了‘大山里的艺术展’。剧本里，我们把这个情节改编成‘小花的刺绣作品被选入城市展览，她第一次走出大山’，既展现了非遗文化的魅力，也体现了公益对孩子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林晚星决定将影片的票房收入捐赠给“晚星艺术基金”乡村项目，用于建设更多“艺术教室”、捐赠乐器和画笔。“电影的票房数字不是终点，而是让公益持续下去的。”她在新闻布会上说，“我们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后，不仅能被故事打动，还能通过公益行动，真正帮助到那些像小花、阿笙一样的孩子。”

《大山里的课堂》的剧本打磨，历时四个月，修改了稿。林晚星与赵伟团队围绕“如何还原乡村教育现状”“如何避免公益主题的说教”两个核心问题，反复研讨，甚至多次前往贵州黔东南地区实地调研，确保剧本既有“情感温度”，又有“现实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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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乡村题材的电影，喜欢用‘破旧的教室’‘哭泣的孩子’制造苦情氛围，但这不是乡村教育的全部。”林晚星在剧本研讨会上说，“贵州的乡村有青山绿水，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孩子们的眼神里有渴望，也有天真，这些‘美好’的部分，不能被忽略。”

赵伟团队根据调研结果，在剧本中加入了“乡村的诗意”：清晨，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梯田小路去上学，雾气在山间缭绕，远处传来苗族山歌；课间，孩子们在操场上跳竹竿舞，笑声回荡在山谷里；放学后，他们在河边放牛，用石头在沙滩上画画，夕阳把河水染成金色。“这些场景不用一句台词，就能让观众感受到乡村的美好，也能反衬出‘艺术教育’对孩子的意义——不是逃离大山，而是用艺术更好地认识家乡。”赵伟说。

同时，剧本也不回避乡村教育的“困境”，但拒绝“刻意放大”。比如“支教老师的坚守与挣扎”：林岚老师刚到乡村时，面对“教室漏雨”“教具短缺”的问题，也曾想过放弃；她的家人反对她留在乡村，催她回城里找稳定工作；甚至有家长不理解“艺术教育”，觉得“不如多教几道数学题”。这些困境不是“为了冲突而冲突”，而是通过“林岚教孩子用山歌改编课文”“用苗族刺绣设计校服”等情节，展现她如何用智慧解决问题，如何用行动打动家长和家人。

“剧本里有个‘家长座谈会’的场景，特别真实。”赵伟回忆道，“一开始，家长们抱怨‘学画画没用’，林岚没有反驳，而是让孩子们展示自己的作品——阿笙用芦笙演奏了家长们熟悉的山歌，小花把家长的肖像绣在布上，还有孩子用画笔描绘了‘未来的家乡’。看到这些，家长们沉默了，最后有个家长说‘原来孩子心里有这么多想法’。这个情节没有说教，却能让观众理解艺术教育的价值。”

贵州黔东南地区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丰富的民族文化成为《大山里的课堂》的“独特底色”。林晚星要求团队在剧本中融入苗族芦笙、侗族大歌、苗族刺绣、侗族鼓楼等文化元素，让影片不仅是“乡村教育的故事”，更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故事”。

“电影里的‘校园文化节’，是展现民族文化的核心场景。”赵伟说，“我们设计了‘民族艺术展演’——阿笙带领同学演奏苗族芦笙曲《飞歌》，小花和女生们表演‘刺绣舞’（将刺绣动作改编成舞蹈），侗族同学合唱《蝉之歌》，最后所有孩子一起，用芦笙、歌声、舞蹈，演绎了一融合多民族元素的《大山里的歌》。这个场景既展现了孩子的才艺，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为了确保文化元素的准确性，团队邀请了贵州苗族芦笙传承人吴正勇、侗族大歌歌师王芳担任文化顾问，指导演员的演奏、演唱和舞蹈动作。“吴老师告诉我们，苗族芦笙的‘飞歌’节奏要‘高亢、自由’，不能太规整；王老师教孩子们唱侗族大歌时，强调‘多声部的和谐’，要像‘山里的鸟鸣一样自然’。”赵伟说，“这些专业的指导，让剧本里的文化场景更真实、更有感染力。”

剧本里还有“侗族鼓楼议事”的情节，改编自当地“寨老议事”的传统：当乡村学校面临“合并”危机时，林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找到寨老（村里的长辈），在鼓楼里召开议事会。寨老们一开始担心“合并后孩子上学更远”，但听到孩子们用芦笙演奏“希望保留学校”的旋律，看到他们画的“未来学校”草图，最终决定和老师一起，向教育局申请保留学校，并争取到“艺术特色学校”的资质。“这个情节既展现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智慧，也体现了‘社区共同守护教育’的理念。”林晚星说，“民族文化不是道具，而是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重要力量。”

《大山里的课堂》的拍摄地点，选在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镇的一个苗族村寨——这里有梯田、鼓楼、吊脚楼，有会吹芦笙的孩子，有热情的村民，完美契合剧本中的“大山村小学”设定。剧组在这里拍摄了两个多月，从选角到取景，从道具到服装，都力求“原汁原味”，让每一个镜头都带着“大山的温度”。

“这部电影的小演员，不能用专业童星，要用真正的乡村孩子。”林晚星在选角时说，“他们可能没有表演经验，但他们的眼神、动作、语气，都是最真实的，这是专业演员无法替代的。”

剧组在雷山县的所乡村学校起“小演员海选”，吸引了oo多个孩子报名。赵伟和选角导演没有看“表演技巧”，而是观察孩子的“自然状态”：谁会主动展示才艺（比如吹芦笙、唱歌），谁在面对镜头时不怯场，谁的眼神里有“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最终，他们选中了个孩子，其中个来自“晚星艺术基金”帮扶的学校，包括会吹芦笙的苗族男孩王浩（饰演阿笙）、喜欢画画的侗族女孩杨思雨（饰演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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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第一次试镜时，紧张得说不出话，但当我们让他吹芦笙时，他立刻变了个人——眼神明亮，手指灵活，旋律里满是感情。”选角导演回忆道，“杨思雨则把自己的画本带给我们看，里面画满了大山、河流、鼓楼，还有她想象中的‘城市高楼’，我们当场就确定，她就是小花。”

为了让孩子适应拍摄，剧组安排了“表演体验课”，但不教“套路化的动作”，而是让他们“玩游戏”“讲故事”：比如让孩子们模仿“开心”“难过”“期待”的表情，用自己的话讲述“最难忘的一件事”，甚至让他们在镜头前自由地画画、吹芦笙。“我们要的不是‘演出来的真实’，而是‘真实的自然流露’。”赵伟说，“有一场‘小花拿到画笔’的戏，杨思雨没有按照剧本‘开心地笑’，而是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画笔，眼圈红了，然后偷偷擦掉眼泪，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这个即兴的反应，比剧本设计的更动人，我们当场决定保留这个镜头。”

雷山县的自然风光和民族建筑，成为《大山里的课堂》的“天然布景”。剧组没有搭建人工场景，而是选择在真实的乡村学校、梯田、鼓楼、河边拍摄，让每一个镜头都充满“大山的气息”。

“电影里的‘大山村小学’，取景于雷山县西江镇中心小学的老校区。”美术指导张磊说，“这个校区有几十年历史，木质的教室、石砌的围墙、操场边的大榕树，都和剧本里的描写一模一样。我们只是稍微修缮了一下漏雨的屋顶，添置了一些和剧本相符的旧课桌椅、黑板，没有做太多改动，保留了学校的原始风貌。”

梯田是电影中“最具诗意”的场景之一。剧组选择在清晨或傍晚拍摄“孩子们在梯田边上学、放牛”的镜头：清晨，雾气笼罩着梯田，孩子们背着书包，沿着田埂小路走，阳光透过雾气洒下来，形成一道道光柱；傍晚，夕阳把梯田染成金色，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打闹，牛群在旁边悠闲地吃草。“这些镜头不用任何滤镜，就能拍出大山的美。”摄影指导李哲说，“有一次，我们拍摄‘小花在梯田边画画’的场景，突然下起了小雨，雨滴落在梯田里，泛起一圈圈涟漪，杨思雨下意识地把画本抱在怀里，这个意外的画面，比我们设计的更有感觉，最后也放进了电影里。”

侗族鼓楼是“议事会”场景的拍摄地。剧组选择的雷山县郎德上寨鼓楼，有oo多年历史，木质结构精巧，雕梁画栋上刻着侗族的传统图案。“拍摄‘议事会’时，我们没有用人工灯光，而是利用鼓楼顶部的‘天井’，让自然光洒进来，照亮寨老和孩子们的脸。”李哲说，“自然光的柔和，能更好地展现‘议事会’的庄重与温暖，让观众感受到少数民族社区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