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酷似他的女人,卞秀云,就像一颗投入心湖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大,撞击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们找到了答案,却带来了更多、更沉重的疑问。
这个秘密,我该告诉他吗?
婆婆她知道这个可能存在的女儿吗?
如果她知道,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与丈夫和这个“秘密”共同生活了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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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的路,比来时,更加沉重。
五归途与新的谜团
回南方的旅程,几乎是在完全的沉默中度过的。
公公像是彻底变成了一尊会呼吸的雕像。他不再看窗外的风景,大部分时间都闭着眼睛,但我知道他没睡。他怀里依旧抱着那个绿挎包,只是之前是充满希望的紧握,现在变成了无意识的、疲惫的依托。
那个包,曾经承载了他五十年的念想,如今,变成了一座移动的、微型的坟墓。
他偶尔会睁开眼,眼神空洞地望着车厢顶棚,或者飞机的舷窗之外,没有任何焦点。我问他要不要喝水,吃不吃东西,他只是机械地摇摇头。
哀莫大于心死。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很不好受。虽然我鄙夷过他对待婆婆的薄情,但此刻,面对一个梦想彻底破碎的老人,怜悯还是占据了上风。
然而,比怜悯更强烈的,是那个盘旋在我脑海里的、关于卞秀云容貌的惊人现,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无数疑问。
我几次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我不能说。至少,在没搞清楚更多真相之前,我不能贸然把这个可能更具爆炸性的消息,抛给这个刚刚遭受重创的老人。
我们就这样,带着一种近乎凝固的沉默,回到了家。
家里依旧笼罩着悲伤的气氛,但比起我们离开时,多了一丝微妙的变化。婆婆的遗像前,换上了新鲜的水果和鲜花。建军和建红看到我们回来,尤其是看到公公那副魂不守舍、仿佛老了二十岁的模样,原本准备好的责备和埋怨,也都化作了无声的叹息。
“找到了?”建军把我拉到一边,低声问道。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心情复杂:“找到了……但人,去年冬天已经去世了。”
建军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释然,似乎也有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他看了看呆坐在沙上、抱着挎包一动不动的父亲,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人没了,这念想,也该断了吧。”他喃喃道。
断了?我心想,恐怕没那么简单。物理上的联系是断了,但心里的结,可能打得更死了。而且,现在又多了新的、更复杂的线头。
接下来的几天,公公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少出来吃饭,话也更少了。那个绿挎包,就放在他的枕头边上,触手可及。
婆婆的“七七”快到了。按照习俗,子女需要整理逝者的遗物,一部分留作纪念,一部分随纸钱焚化,寓意着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用到。
建军和建红商量着,准备在“七七”那天,整理母亲的东西。
“七七”前一天晚上,建红红着眼圈对我说:“嫂子,明天……你帮我们一起整理吧。我和哥看着妈的东西,心里难受,怕撑不住。”
我点点头:“好。”
第二天,天气阴沉,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更添了几分哀愁。
我们三人,来到公公婆婆的房间。公公依旧沉默地坐在窗边的藤椅上,看着窗外的雨丝,对我们的到来毫无反应,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婆婆的东西不多。她一生简朴,衣物大多是穿了多年的,但都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我们小心翼翼地整理着,每一件衣服,似乎都还残留着婆婆身上那股淡淡的、皂角的清香。
建红拿起一件婆婆常穿的藏蓝色毛衣,把脸埋进去,无声地抽泣起来。建军也是眼眶红,强忍着悲伤。
我负责整理婆婆那个放在床底的、老式的樟木箱子。据说这是她的嫁妆,跟了她一辈子。
箱子很沉,打开时,出“吱呀”一声悠长的声响,一股樟木和旧衣物混合的、带着时光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
里面大多是些更有年代感的东西。几件料子很好的、但款式早已过时的真丝旗袍(婆婆年轻时家境应该不错),一些织锦缎的枕巾、被面,还有几本纸张黄的老相册。
我一件件地往外拿,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沉睡的时光。
相册里,大多是公公婆婆年轻时的照片,还有建军建红小时候的照片。黑白照片上,年轻的婆婆梳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眼睛亮晶晶的,依偎在同样年轻、眉目俊朗的公公身边,笑得羞涩而幸福。那时的他们,看起来也是登对而般配的。
时光啊,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了后来那般境地?
我心情沉重地翻看着,然后,在相册的最后一页,夹层里,我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的东西。
不是照片。
我的心跳莫名地漏跳了一拍。我小心地把它抽了出来。
那是一个——用深蓝色的、洗得白的土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形状方正,摸起来硬硬的。
建军和建红也注意到了我的动作,凑了过来。
“这是什么?”建红疑惑地问。
我摇摇头,深吸一口气,在一种莫名预感的驱使下,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地,解开了那个蓝色的布包。